汉武大帝以强力统治、开拓疆土著称历史，而理财大师桑弘羊则以其精明的财政政策为世人所称道。他们皆在各自领域通过改革创新，为汉王朝的辉煌奠定了基础。汉武大帝通过强力统治和军事征服加强国力，桑弘羊则利用财政策略，提高财政收入和管理效率，共同为汉王朝的繁荣昌盛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今天我们继续分享吴晓波老师的《浩荡两千年》，前面我们聊了几位伟大的变革家：管仲、范蠡和商鞅。今天我们聊聊汉朝的政治和经济制度，以及汉武大帝和桑弘羊是如何打造一个伟大的王朝的。
01商人的自由时代公元前210年，秦始皇驾崩，中央政权瓦解，第二年，陈胜、吴广揭竿而起，天下纷争，群雄逐鹿。公元前202年，刘邦建立汉朝，定都长安（今天的西安），由此一个伟大的帝国开始。
汉帝国建国时，经过连年征战，满目苍夷，亭长出生的刘邦对商人和儒生非常反感，汉文帝时期，甚至都不让商人为官。但在经济政策方面，改变了自商鞅以来的中央集权政策，开始放松对自然资源的垄断和专营，减免了关税，使得自由贸易日趋活跃。另外，在农业方面，也减免农业税收，同时也对周边国家不轻易出兵，尽量委曲求全，维护和平。这样的放任自由的政策持续了70年，促进了汉帝国的大繁荣，史称“文景之治”。
有人说，只要给中国人50，60年的开放和宽松的经济政治环境，勤劳勇敢的中国人就会带来一个繁荣的时代，“文景之治”和“改革开放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
02好了，我们说回汉朝，在商界崛起成为一股强大的势力的同时，汉朝是中国商人获得的第一次长时间的自由发展的时期。
盐铁业是古代国家的支柱产业，其次是流通业，中国地域广大，各地特产繁多，所以流通业也不可小视，当时主要的流通工具包括马车、牛车和船舶。排在第三的是种殖业，最后是金融业，也就是铸钱业。
从汉代至今，能源、流通、金融成为国家的支柱产业一直延续了下来，而且当时的商人阶层开始出现了专业化经营的萌芽，手工业制造开始发展起来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记录了这些行业富商故事的同时，还表达了对财富和商业规律的理解。“富者，人之情性，所不学而俱欲者也”，意思是，追求富贵是人之常情。除了财富观以外，司马迁还对商业经验的规律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看法，也将他的三段论述连接起来，可以读出许多普世道理。
03首先：财富分为三类，本富、末富、奸富。本富就是靠农耕致富，末富就是以工商致富，奸富就是通过不正当手段致富。
其次：一个人想要由贫致富，从事农业不如去从事制造业，而更好的是流通业。
最后：一个人和一个家庭想要保住财富，就是到商海中去倒腾，贱买贵卖。
刘邦兴汉之后，实行了分封制，各地纷纷建国，中央集权出现旁落，地方权贵和商业富豪联合起来对中央形成了威慑。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是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，权力的下放，可以激活商业和人们的创造力和积极性，经济得以快速发展，但是这大大削弱了中央的凝聚力。如何权衡集权和放权，是历代政权首要考虑的问题。
在七国之乱后13年，公元前140年，汉景帝驾崩，结束了文景之治，16岁的刘彻登基，成为汉武帝，汉武帝改变了之前的休养生息的自由开放政策，加强了中央集权，文治武功，将汉帝国打造成为最强大的国家。
在思想统一上，与之前秦始皇的不让人读书不同，他改为让人读一种书。在帝国版图上，汉武帝功伐四野，在20年时间里，汉武帝大大扩展了帝国版图，在公元前121年，为补充中央财政，汉武帝开始推行一系列强硬的经济政策，具体的操盘人是：桑弘羊（公元前152-80年）。
04帝国的逻辑与管仲和商鞅时代不同，汉朝的人口已经达到5000万之众，要管理泱泱大国，需要不仅仅是策略和计谋，更需要的是胆识。桑弘羊就是这么一位伟大的变革家，历史对他的评价也呈现出两面，一方面认为其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理财大师，另外一方面也诉斥其为“乱国酷吏”，历史总是残酷的。
桑弘羊出生于洛阳的一个商人家庭，13岁入宫，辅佐汉帝国近60年，在其与汉武大帝刘彻一起的操盘下，汉朝成为了一个超级帝国。其改革策略主要从产业、流通、税收和货币几个方面入手，打造了一套严密的整体配套体制改革。
经过70多年“文景之治”的自由和稳定商业发展，汉朝地方资本和财富已经非常丰盈。所以要分割地方财富，收回国有资产。桑弘羊从其主要的支柱产业铸钱业、煮盐业、治铁业入手，相继将其国营化，这与管仲时期的盐铁专营又更进了一步。比如，只允许国家铸钱，民间铸钱死罪，废除了旧币，改铸五珠钱，这种圆形方孔的钱币一直沿用了740年。
在此过程中也受到了地方和民间资本的阻扰。但在桑弘羊铁腕的治理下，盐铁等产业迅速发展，成为中央财政的重要来源，也为其军事扩展提供了资金支持，同时还压制了地方势力，可谓一举两得。
05桑弘羊将流通业收归国有，其目的有两个：“均输”，就是统购统销；“平准”就是物价管制。当时汉朝地方广大，各地特产流通是一个很大的产业，成本也非常高昂。采用了“均输平准”的政策后，国家统一采购，然后统一销售，进行物价管制。形成了一个由中央统一管理的国营商业网络。在流通和价格管制方面，形成了一种非常典型的计划经济运作模式，但这一策略当然是极大地打击了商人和地方官僚的势力，让中产阶级相继破产，也因此得罪了不少权贵。1949年建国初期，我国采用的其实就是这套策略。
桑弘羊为增加国库收入，提出了向全国有产者征收资产税，称为“算缗”，并颁布了“算缗令”，凡工商业主、高利贷者、囤积商人等，都需要向政府上报资产，并按照资产多少缴纳税收。后来又颁布了“告缗令”，让人们相互举报，告发隐藏资产的人。这一政策更进一步收刮了民间资本，并挑动了“人民战争”。
在历史上，汉武帝是第一个建立了完备的中央集权制度的大独裁者，在同一时期，罗马帝国的凯撒大帝（公元前102-44年）也是另外一个独裁者。东西方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上实现了高度同步。
06桑弘羊主持全国财经事物长达23年，是汉武大帝的最大功臣，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“理财大师”。
强势的国营体制，这种国家主义和计划经济的模式也有两面性。在短时间内发挥了中央积累财富的作用，迅速提升了国家生产能力和财政能力，为对外的军事扩展提供了条件。但是长期来看，这样的政策削弱了民间经济的积极性，导致了社会机能的退化，民众不再储蓄，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可谓长远。
在刘彻晚年公元前87年，还颁布了《轮台罪已诏》，是一代枭雄的忏悔录，两年后汉武大帝郁郁寡终，桑弘羊的政治生命也因此走到了终点。在公元前80年，75岁高龄的桑弘羊以某犯罪被抓捕，并处以酷刑，一代理财大师就此终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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